（）我们很快就给李林另租了一间民房，帮他搬了窝。
陈耀打电话给他母亲说了房子的事，他母亲叫他马上回家把鲁小凤带到西安来。
他对母亲说：“也不用这么急，你现在病还没好，等你病好了再说吧，小凤来西安了，你一个人怎么成呀？”
他母亲说：“你知道我这是什么病吗？你知道我这病是怎么得的吗？等你让我抱了孙子，我什么病都好了。”
面对一个“孝”字，很多真正心存孝心的儿女都很难去把握。我们既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问题，同样也关心父母的心理和精神的舒畅和快乐。就像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不仅要让父母吃好穿暖，还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为了使他们摆脱老来无用，百无聊赖的感觉，让他们种一些盆载花草呀，练练书法呀，或者让他们去参加一些老年集体的舞蹈或象棋比赛之类的活动。可一旦这两方面有所冲突时，做儿女的就为难了。
就像这次陈耀所面对的。如果不听母亲的，让鲁小凤继续留在家里照顾在病中的母亲。可这无疑会造成对母亲内心的伤害，而且从医学的角度讲，精神层面上的伤害很容易导致病情的加重。但如果听从母亲的话，让鲁小凤来西安，把在病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家中，顺了母亲的心意。这又怎能让陈耀感到是一种孝道呢？
人常说忠孝难两全，有时候光孝都难以完全。
如果一个久病的母亲因打了太多的针，而惧怕打针的疼痛时，我们是要母亲免受这针的刺痛而让病情继续呢？还是为医治疾病而不顾在治疗时母亲所受的针药的折磨？这一情景我们当然很容易决策孰轻孰重。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情景都像这样容易决策。
陈耀接来了鲁小凤。
以前陈耀很少和鲁小凤谈论什么事情。一是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少，还有可能就是陈耀内心的原因。
鲁小凤来西安后，他就向她提起了那封信的事。鲁小凤说信她看了，但没有给母亲读，只是无意间给母亲说了他的想法。他知道她已经做得很好了，甚至比他想的做得还要好。可就是没有理由的有一股火，他骂她不该给母亲说。
鲁小凤在床边无声地抽泣着。他一时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的丑陋、可憎、无能和罪孽深重。他跪在她腿旁，拉住她的手说：“对不起！”可他并没有看她的脸，他在心里呐喊的是对不起母亲，对不起鲁小凤，对不起陈耀那颗狂野的心。
对不起陈耀？他不就是陈耀吗？是的，可此时他真的弄不清他到底是谁了。他只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比丑陋的家伙，陈耀怎么会是他这个样子呢？如果陈耀变成了这样，那他就是罪魁祸首，是他对不起陈耀。
鲁小凤被他的举动惊呆了，连忙站起身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一边擦着自己的眼泪，一边说：“我没有怪你，是我让你为难了。”
陈耀低头坐在床边，不知有没有在听鲁小凤说话。
“我明白你的想法，可我……”刚擦完的泪痕又被新的泪水霸占。
陈耀转过身抓住她的肩膀说：“别哭了。以前是我思想犯迷糊，就像中了邪一样，才让你和母亲这么伤心。以后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咱们好好的过日子。”
说完就伸手去帮她擦眼泪，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的下巴往上抬了抬，思想还在旋转。旋转的思想可不像他最后说的这句缓解的慌话这么简单，容易停落在一个方向。
他心里明白，如果换作任何另外一个人来说，鲁小凤都可能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妻子了。可为什么却偏偏嫁给了他这样一个人。他努力思索自己不同常人的那种歪念的根源，可能是他读过的哪些书吧。对，他的这种想法好象在上学时就已形成了。但具体是哪一本或哪几本书呢？他读了那么多的书，自己也不清楚了。关键是这种想法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根深蒂固了。
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和鲁小凤离婚。他觉得跟他在一起肯定是对她人生的一种毁灭，这可是一件很不公平并且极其残忍的事情。但这个念头只能是一闪而过，多半秒钟他都不敢再想。母亲和鲁小凤怎能接受得了？
过了几天，陈耀对我说：“我觉得我根本就不适合婚姻这种生活。”
我吃了一惊，说：“你小子是怎么了？要不要看心理医生呀？”
他说：“我的心理很健康，甚至比大多数自认为健康的人还要健康。”
我问：“那是鲁小凤怎么了？”
他说：“不管她的事，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只是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另一半的人，每天下班回去，她仿佛就是一个多出的障碍。我和她之间也没什么多的话要讲，我就练练书法，看看书，偶尔也画画，一直到深夜。看到她在床上打瞌睡却撑着不睡，我就会说：‘你困了先睡吧。’”
我笑着问：“不看心理医生，那要不要看生理医生呀？”
他有点生气了，“陈重，你瞎扯什么？我什么都很正常，我还拿着女明星的照片**呢！”
见他这样子，我收住了笑容，说：“别生气，跟你开个玩笑而已，真的。”
我忍不住又要说灵魂的知己这句话了。有时候我们虽然是朋友，可确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人，对方的某些部分我们真的无法感知，更不说能理解多少。可有时候我们就仿佛完全进入了对方，就像是一个人，我们的对话也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这时候，我又怎能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心思呢？
我虽理解，但这种旋涡一般的思想连他自己都被搅得焦头烂额，我又能拿出怎样的立场去劝解他呢？
就又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对他说：“不管怎样，我可等着作你孩子的干爸呢。”
我和李林说好组乐队后，李林说他就作鼓手吧，打鼓这活儿很带劲。可两个人总觉得有点少，后来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就加入了我们的乐队，她叫贾池。我和她以前从不认识，我和她第一次相遇的情景还被我在下面这篇散记中提及。
三轮书摊
对于爱书和爱摇滚乐的人来说，往往都有相同的苦恼。
爱书的人一般都不怎么有钱，要不怎么会有“穷书生”一说。可他对书的热爱程度是越读越高，书的价钱也随着经济市场是越卖越高。这个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总得解决，租书、借书都是解决之道，但总代替不了买书。有的书总想自己拥有，有的书总想涂涂画画，有的书总想常摆案头。总之买书有它自己的理由。盗版书应运而生，不定点书摊出来了。
爱摇滚乐的人一般都不太有经济头脑，摇滚的世界里没有拜金主义。可摇滚的行当总又那么昂贵。电吉他很贵，音箱很贵，cd很贵，就连摇滚杂志都比普通杂志贵。开始搞摇滚，付出后的回报只是精神上的，物质上不会有盈利。这个矛盾又怎么解决，此文不谈。
最近书摊的常见形式是三轮车。三轮车自有它的特色，来去方便，出没自如。三轮车虽不大，装不了多少书。可它不求全啊，紧跟市场就行，什么畅销它装什么。所以，要想了解书市，这三轮车绝对具有权威性。这摊主对图书行情可能比大型书店的店员还要了如指掌。
我是个穷鬼，可我喜欢的东西偏偏都身价不菲。我爱书，我也爱摇滚乐，所以我常常苦恼。盗版的、二手的、过期的无疑是我路中人的首选。cd、书籍买盗版的，吉他、效果器买二手的，文学期刊买过期的。又不是新闻要时效性，文学的东西是永恒的，管它哪年哪月出。没钱的窘迫背后还要来点自我安慰。
一天路过一个三轮书摊，我问有没有《我爱摇滚乐》，他说有，不过得回去拿。让我过一会儿去买。我说我不一定有时间再来。他说不管你来不来，我这就回去拿。那天我没有再去。等到第二天上午我才去，但没见影儿。其实我早知道这种行当一般是在下午或是晚上才出来的，无奈因为我想书心切又无知了一回。下午再去看时，还是没影儿。这是怎么搞的？有点后悔为什么那天不再去一趟把它买了。
第三天下午我又去了。那个三轮书摊在。当然，摊主也在，这是废话。不过摊主的魂好象不在了，一脸落寞的样子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眼睛里空空的。我扫视了一眼那些书，几乎全是各种排行榜的新书。“怎么今天又没带《我爱摇滚乐》？”摊主闻声抬起头，“是你，那种书没多少人买。我这就回去给你拿。”可他并没有马上走，只是站起身把他那小凳子往右挪了挪，示意让我坐。我继续站着，他说：“那天我回去给你拿《我爱摇滚乐》，结果回来我的两个三轮车全被‘市容’收走了。”我这才注意到几米处外还有一辆。我说：“那你去拿书，这儿连个人都不留？”他指着那辆车的摊主，“他是我弟弟。”接着叹了口气：“平时我们会跑，那天我弟弟一个人，二辆车。他不知咋办？也不知先推一辆先走，就傻呆在那儿，结果就------”“看来你们也不容易啊，你回去拿得多长时间？”我在想我有没有时间等。“就二分钟，我再看看他们要不要书，完了给你去拿。”有两三个青年正在翻看着那些书。“没关系，那我等会儿。”想起那天的事，多少与我有那么丁点关系，就让这等候作为一种补偿吧，我胡思乱想。他继续说：“这年头干啥都不易啊！一天虽说能卖五六百，可到自己手里就没几个了。”我惊奇：“你们这种不缴税吧？”“交，照样交。交了‘市容’还照样撵。”他看我一脸迷惑，又说：“交不那么正式，撵也就不那么真格的了。”这句话我似乎听出了点什么，我不想去问得太明白。只是默不作声地听他愤慨，“这年头赚的全***给别人了。”“是啊！这个社会不好混啊，我都不敢设想大学毕业，在生存面前照样束手无策。”“你们学校的牌子在西安还算挺亮的，应该不愁工作吧？”“可我不想定点上下班，不想跟着老板的屁股转。成为人家的拉磨驴，蒙上了双眼，看不清自己的方向，天天行走在画定的轨道。”“那你想干什么？”“你从我买的书就知道我想干什么。”“噢，有志向！”“什么志向？这都是生活无奈的人的选择。”我苦笑。
说话间，那几个看书的青年已走了。他说你在这帮我盯着，我回去给你拿书。走了两步还回头说：“放心，这个时候‘市容’不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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