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母亲问他为什么没有分到房子，他也只能给母亲找借口了，说他在工作上的表现还不够优秀。他母亲不信，说肯定是人家有关系的把你的名额给占了。随后叹了口气，说：“你呀，在这方面总是不开窍。你要能有迎风的一半，你的房子早都分下来了。”每次一谈到这方面的事，他母亲总爱拿郭迎风说事。在我和他心里，郭迎风这小子嘴上像抹了油，滑腻恶心，龌龊不堪。每次见他一脸的笑容，直让人觉得比哭还难看，就像一个虚假的玩偶，在做各种各样的表演，我在心里暗骂，你***是不是在活人？简直就是一个被这社会的蜘蛛网牵引着的活动木偶。
在这个世界上，好多人的一生都是木偶般表演的一生，他们没有过自我。木偶怎么会有自我的感觉呢？它的举动神态不都是被人用线牵引着的吗？
每当母亲让他要跟郭迎风学着点时，他的内心总是一股窝火。他也不想拿自己所认知的什么观念去顶撞母亲，他知道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他就把那股恼火在语气和表达方式上都转化到最低点，然后发泄出来。闷闷地说：“我是没有他有出息。”这句话看似很软弱，又象是略带点狠毒。他知道面对生活的无奈，母亲所做的都是出于对他的炙烈的爱。而他这句话终究要以不理解的方式带给母亲些许伤痛。
他母亲说：“可你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呀，人家陈胜军的娃现在都会叫奶奶了。”她没有明说，可陈耀马上就明白了母亲的心思。她接着说：“其实我倒不是又多希图他们学校那单间宿舍，问题是你现在和同事合租的房子有太多的不方便，要是给你分了单间宿舍，到时你就可以把小凤带去，让她跟你在西安住一段日子了。”到此，她已经把她的心思表达得一清二楚了。他早已有的想法在此刻却和母亲的心思又一次形成了矛盾，但当着母亲的面他无法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只好安慰到，“这事我再想办法吧。”
陈耀是一个性格安静的人，在音乐上他和我完全相反，他接受不了我常听的那些吵闹的摇滚乐，说它们没有一点音乐美感，简直是对听觉的一种折磨。
当我想以“对心灵的震撼”去反驳他时，他却说：“我绝没有否认它的震撼，它的艺术价值。审美有它的价值，审丑同样有它的价值。我相信它的震撼是真实的，就像毒品带给隐君子的震撼也是真实的一样。”
我知道这小子有点文学功底，要想在此类问题上和他辩驳，以正规的手段取胜他，对我来说那是徒劳的。我就以不屑与之计较的高姿态说：“人各有志吗，你不要因为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贬低它。我们各自听自己喜欢的不就是了。”
他说：“恰恰相反，我从不会仅仅因自己不喜欢而贬低什么。相反，我对摇滚乐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它是伟大的。这与我不喜欢听它没有任何的矛盾。这就像你不承认京剧是国粹不承认贝多芬伟大吗？可你喜欢经常听它们吗？”
我刚都让步了，他还这么气势凶凶的干吗呀？我说：“你别跟审犯人似的这么逼问我，行吗？咱不扯这个了。”
他却正兴致勃勃，笑着说：“不是那意思。我最近琢磨起了国内的摇滚乐。”
我一听，也来劲了，说：“你也有这心思，居然关注起了摇滚乐？”
他还装出一副委屈的表情，说：“时常跟你在一块，能免得了污染吗？”完了还给我打一比喻，“你知道不抽烟的人和抽烟的人在一起时，往往不抽烟的比抽烟的受的毒害更大。”
我笑着说：“说说你被毒害的感受吧，讲讲你对国内摇滚乐的琢磨心得。”
他说：“近几年，国内摇滚乐整体萎靡不振，鲜有当年的个人英雄和杰出团体，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了，包括摇滚圈内的人士都这么认为。可就是找不到根本的原因，大家迷雾里四处转战，就像当年的红军。心怀赤红热血，信念坚定，可就是走过来走过去找不到根据地。一些人或是出于善意的鼓励或是出于盲目的乐观，大喊摇滚的春天就在眼前了，可就是迟迟不见发芽，‘草色遥无近亦无’。
摇滚本来就是舶来品，这一点大家不必羞涩，也无法否认。世界本来就是要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可我们好强的内心又怎能甘于承认即使是舶来的就该永远落后于人？那‘后来居上’这个词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可事实是我们的摇滚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理直气壮，兴旺发达过。这其中的秘密连奋战多年的摇滚人士都道不清说不明，我这样一个圈外人又怎敢冒充行家呢？我只是最近琢磨到一个元素，也可能对于真相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元素，甚至算不得真相的一个元素。
对于摇滚，‘玩’这个词是大家最常用的。这可能是为了表明他们的态度，行为，和价值观。但我相信这个词也是舶来品（对摇滚来说），人家西方人‘玩’摇滚，我们也就跟着用‘玩’来摇滚。人家留长发是为了飘逸地甩动起那一个个不安分的鼓点，人家剃光头是为了反射那闪电般激烈的吉他失真，我们没钱买洗发水，也没钱理发吗？人家兴致所使在舞台上随意地摔吉他，我们饿了多少次肚子好不容易得来的吉他，在面对面子或场面时，摔！大不了接下来再饿肚子。人家衣食无忧，酒足饭饱，人生在世的美好时光应该干什么呢？去‘挥霍’吧，去摇滚！我们不知下顿吃什么，不知明晚睡哪里，却对这份苦有个最心慰的安抚——为了摇滚！人家在温饱的基础上寻找快乐，我们却是精神至上。哪怕不吃不喝也要拼死坚持，大有当年抗日的坚强意志。
我并没有孰优孰劣的意思，只是我们干吗非要用‘玩’这个不太确切的词呢？如果非要用‘玩’，我想国内刚起步的摇滚人是‘玩’不过人家西方的，经济问题就在面前。
再说说不是刚起步的摇滚人，已经走过了艰难岁月摆脱了经济困扰的摇滚人。一旦有人在这个圈子里露出了脸旁站稳了脚，他就会身不由己地被比原来稍多了些的歌迷和拥护者所左右，仿佛自己不再是自己，自己活着也不再是一个人的事了，还有这么多人在等着他。一下子心中升起了莫名的神圣责任，仿佛自己现在迈出的一个脚步都会影响千万人的人生道路，于是举止言行都谨慎细微。何谓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也活得很是艰辛！他们仿佛真不把自己当常人看了，也不能把自己当人看。他们在和人交谈时怎么可以放屁？他们在遇见美女时怎么可以回头？仿佛在方便时都不应该稀里哗啦。可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的正常表现呀。在某一方面出色就好象在各方面都应该出色一样，比如你的品德呀，谈吐呀，衣着呀，待人接物呀。就活像一个圣人。在西方被公认的摇滚名人那里不乏的是暴力，性，毒品，自残，在我们国内只要稍微有点名气的摇滚人那里就是什么唤醒，帮助，挽救，正义。当然，我并不是赞美邪恶。就摇滚本身而言，事实是我们并没有因为暴力，性，毒品，自残等元素就否决了他们摇滚作品的伟大。就像我从不会因为秦烩的人品而否定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如果这时我们的摇滚人还在称自己是在‘玩’（其实不说‘玩’我们也无可厚非），那怎么能‘玩’得过人家西方呢？和当初艰难跋涉一样，现在功成名就了还是玩不过人家。我们还是没有‘玩’到家！
然而，一定非得要是‘玩’出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伟大的作品吗？对于彼时彼地的西方或许摇滚是这么定义的，但对于此时此地的中国，这个标准显然是不妥帖的，这是由我们的国情和长久的文化决定的。但若要说这是摇滚唯一的标准，那只能说它出现在此时此地是它的不幸，是它生不逢时。”
我一听心中暗生几丝敬佩，嘴上却说：“看来你的思想不够单纯呀，净是些乱七八糟的歪念邪想。不像我这么单纯，对它的爱可是纯洁的！并且已打算以身相许了。”
“它就对你没有一点诱惑？”我坏笑着问他。
“我也很喜欢它，不过不是听，而是看。”
“看什么？”
“看歌词。”
他母亲的心思最近一直困扰着他，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心中的想法如何能对母亲说出口？
我曾经差点儿有个孩子
可我没让他活下来
因为除了梦我什么都没有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着
我的父母为我感到悲哀
因为我总是那么失败
可是我从来就不想这样
是不是我真的无可救药
有一天我站在十字路口
望着穿梭的车辆发呆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往何处去
我作错了什么
我知道我在拼命努力
可是一切努力似乎没有意义
我还是像一块石头一样
滚来滚去
——汪峰
这是他常说起的一段歌词。他说他最近很忙，不能回家，叫我回家的时候给他母亲带封信。说：“小凤识字，你交给她，让她读给我母亲听。”
信封没有封口，在半路上我就想瞧瞧。这可不是什么强烈的好奇心和偷窥欲所使，因为我和他关系这么好，我想既然是写给母亲的，那也无非就是些思念，牵挂呀什么的，我只不过不想在这些无关紧要的枝节上假装正经以正人君子自居罢了。再加以学习文笔的想法，我不假思索地把信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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