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谈判2
就在赫舍里氏进入鼎盛时期的同时，另一个家族也在悄无声息地崛起，这就是佟国纲的家族——佟佳氏家族。
首先要说明的是，虽然佟国纲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个汉族人，某些大汉民族主义者也鼓吹康熙的汉族血统，但是实际情况是，佟佳氏是地地道道的满族人。佟佳氏世居在佟佳江（今天吉林省通化县境内），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等地佟氏所收藏的《佟氏宗谱》和《佟氏族谱》皆记载其始祖为巴虎特克慎。巴虎特克慎实实在在属于明初‘女’真人。
清初时期佟佳氏隶属在汉军旗。不过事实上，在汉军旗的并不一定就是汉人。?汉军旗的指挥官一般是由满族人担任的。
前面我们提到了佟佳氏的始祖巴虎特克慎，这个巴虎特克慎一共有七个儿子，其中第五个儿子叫做他尔翰（即达尔汉、达拉罕、达尔哈），他尔翰曾经在开原经商，抚顺设马市后，又从开原迁居抚顺经商，后来成为了抚顺首富，辽东旺族。而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这支佟佳氏家族，正是他尔翰的后裔。
后金天命年间，努尔哈赤的势力日渐强盛。就在这个时期，此时已成为抚顺首富的佟佳氏家族的当家人之一佟养‘性’就开始偷偷的用金钱资助后金。可没想到竟然被明朝查获，于是，佟养‘性’被关进了监狱。所幸的是，佟养‘性’最终平安的逃了出来，从此佟养‘性’正式归顺努尔哈赤。
佟养‘性’归附不久，其兄佟养真也便率全族归顺。自此，佟佳氏一族开始了一番新的命途。在这一时期里，佟佳氏族人的仕途一直都平平缓缓，虽然其间也有一些人身居高位，但与钮祜禄、赫舍里等大族相比，似乎并没有十分过人之处。佟养‘性’也就在广东省当了个总督，还不幸被李成栋给坑死。
然而，到了康熙初期，这个从前并不为人瞩目的家族却随着新皇的登基瞬息间进入了一个辉煌兴盛的新时期。
说起来，佟佳氏的崛起并非是因军功或是文治。而是历代以来兴盛之族，生发方式最为简便快捷的外戚身份。康熙皇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就是佟养真的孙‘女’。
康熙即位，佟佳氏家族立刻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皇亲贵戚。不仅佟国纲、佟国维这二位皇帝的亲舅舅得到了重用，佟佳氏上至三代全部被追封了一等公爵的爵位。佟佳氏可算是有清以来第一家因外戚身份而兴旺发达的满洲望族。
伴随着康熙皇帝日益巩固的皇权，佟佳氏的靠山也是越来越稳固。孝康章皇后过后，康熙皇帝又娶了舅舅的两个‘女’儿为妃，也就是后来的孝懿仁皇后和悫惠皇贵妃，而在这期间，佟佳氏入朝为官的人不计其数，一时间佟佳氏可谓是一‘门’贵盛，人称“佟半朝”。
当然，并不是说佟佳氏家族的兴盛完全是依靠外戚的身份。事实上，佟佳氏的很多族人也确实是位朝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位佟国纲就是典型的代表。
一般最牛的人都是最后才出的，佟佳氏在康熙朝被称作“佟半朝”，但是这个还没出场的家族，才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家族。甚至在历史研究中，这个家族也是研究清朝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这里先卖个关子，我们继续说尼布楚谈判。
总的来说，清朝在这次谈判中是吃了大亏的，主要原因是出了内鬼。虽然索额图和佟国纲的官很大，但是由于这两个人缺乏谈判经验，又不大会俄语，所以真正左右谈判过程的，并不是他们两个人。而是大清使团中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thomaspereira（中国姓名徐日升）和法国人joanfranciscusgerbillon（中国姓名张诚）。
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耶稣会（拉丁文原名societasjesus，s.j.），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他们的先驱利玛窦以其‘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及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在中国的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1673年进入北京的徐日升，由于‘精’通天文而供职于钦天监；来华较晚的张诚‘精’于数学，遂成为康熙皇帝的宫廷教师。传教士们成功进入了紫禁城——凭借自身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康熙皇帝的近臣。
正因如此，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真是“宠眷之隆，无已复加”。皇帝还专‘门’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于是大清的使团里也就多了两张欧洲人的面孔。
历史告诉我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确实是如此！
所以大家绝对不要相信外国人会来帮助我们的鬼话，他们就是来发我们中国人的财的，至于我们国家的利益，他们是绝对不会在乎的，不给你挖坑就不错了。
1689年8月18日，戈洛文带着1700多名俄军赶到了尼布楚，而此时中国使团早已在尼布楚城外恭候半月有余！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时带了5个月的粮食和用品。来时路上‘花’了49天，如果计算返回的行程，在尼布楚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否则不仅粮食告罄，衣服也会抵不住西伯利亚早来的寒风。因此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当天，双方就急急互派使节筹备一应事宜，准备进行边界谈判——依照俄国人后来的说法，“决定外贝加尔地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在前往尼布楚谈判的使团即将出发时，康熙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理由是“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这表面上看似体现了谈判的灵活‘性’，实质上却依然是“天朝”对“藩属”居高临下“怀柔远人”心态的反映。
与思想尚停留在朝贡体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清方的慷慨大度相反，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沙俄当局制定了三套中俄边界的划分方案。第一套，也就是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并吞整个黑龙江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要求以牛满江或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纵然是所谓最低要求的第三方案，俄国也坚持占领已经在清军的长期围困下朝不保夕的阿尔巴津（雅克萨），并在‘精’奇里江一带保留中俄共同的渔猎场，戈洛文受命“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一切”。
但这样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持续得太久。1687年9月，从莫斯科匆匆出发的信使赶上了戈洛文使团，送来了沙皇当局对谈判的第二份训令，指示“为了同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保持最牢固的友谊”，可以拆除雅克萨的俄国堡寨以换取中国开放通商。同第一份训令中的杀气腾腾截然相反，第二份训令向戈洛文强调“除非他们（清朝）采取极不友好和蛮横无礼的行动，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1688年7月，俄国外务衙‘门’的一名书吏又给戈洛文带来了第三份训令，谕令在退出雅克萨后中方仍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以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达斡尔地方”的最后方案来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