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大家子的饭局了。这一桌子，就刘博然一个男人。
刘博然旁边是刘九儿和程雪琴，红素，红叶，程雪莹那丫头，欧阳清月，白晓月。赵卓雅，加上刘博然都能凑成两桌麻将了。
还有李贤淑现在在国外，被刘九儿派出去看世界去了。
这么一大家子坐在一起，这时候的刘博然还有些感动呢，但是也不知道跟大家聊什么。不过这个气氛非常的感染人。
而此时的红素，看大家都不说话。就又提到关于国外劳工的问题。
貌似开始刘博然根本没说完。这时候就当是给大家讲故事了，刘博然一边吃饭，又一边继续劳工，给红素她们讲下去。
关于劳工，一个人那边有他们自己人比较可观的记载。
英军格雷上校是分管华工营的一位军官，对管理问题深有体会，他在1918年初的一份保密函件中写道，华工营管理工作出现的许多问题，责任不在华工而在军官。他认为许多管理华工营的英国军官根本就不称职。
他们不懂如何管理华工，也不知如何处理因语言沟通或误解产生的问题，只知一味采取高压或弹压。看。毛线、中文网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格雷抱怨说，任何一点纠纷出现后，军官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在未弄清楚华工问题之前，便开枪弹压。
格雷指出，许多军官因为不了解华工，便对他们严加防范，经常诉诸严厉措施，并限制华工自由。他在该函的最后写道，华工如管理得当，工作会十分出色，但英国的管理方法亟需改进。
其实，管理方法是与管理态度密切相联的。英国之所以采取粗暴严厉的管理措施来对付华工，是因为在他们心里，华工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在战时来到法国资助华工的蒋廷黻，对英国人的态度便有深刻观察，他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华工在法国管理下比较满足。除管理方法差异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军官对华工的态度。法国人对华工较少种族歧视，态度也较民主，对华工感受比较关切。”
英国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刻意维护其军官及白人的尊严及优越感”。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曾写道，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经济上而非军事上的。美国参战并未在军事上立即产生影响，但美国的加入马上帮助协约国免于因战事而“有破产之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同样指出，华夏输送近15万华工到法国及最终宣战，也许对协约国在军事上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意义重大。
古老的东方文明主动参与拯救西方文明，不仅为协约国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源源不断的华夏人力资源支持——而充足的人力资源是打赢现代战争的重要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方位的现代战争，战争取胜与否，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一决雌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后盾及人力资源。
诚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评：“现代战争是一种现代工业”，华工是这种新战争的“一支新部队，他们的武器是铁镐、撬棒、铲锹及推车”。
华工年龄在20～40岁之间，个个身强力壮，吃苦耐劳。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一周七天，极少休息。华工的到来至少可以帮助相同数目的英法青年走上前线，直接参战。从这一角度分析，15万华工等于15万部队，尽管他们不能享受工兵的待遇。
华工出色的工作赢得英法双方高度赞扬。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任务”。
法国一位具体负责华工营的军官在向其上司汇报时写道，华工“温和、聪慧，是优秀的工人”。在英国管辖下的华工，尽管面临各种管理问题及不公平待遇，也表现优异。英国人威克夫德当时所写的华工报告就是华工出色工作的最好见证。
他这样写道，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不能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他们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英国国防部对华工的出色工作也深为赞赏，称他们是所有工人中“最好的”。
由于大多数华工的工作地点靠近前线，不少人因此血洒战场，甚至为协约国捐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尚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华工为协约国事业献身，本文在这里只能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华工死亡的数字包括在赴法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战争期间死于战场，战后为打扫清理战场，死于地雷、引爆炸弹等。
关于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华工，有案可查的是700多人。
至于多少人死于战争期间或战后清理战场中，需要加以论证。间接求证的办法是调查在法国的华工墓地。法国有多处一战华工墓地。
在一个名叫“诺艾尔”靠近索姆湾的华工墓地，800余华工埋骨于此。在另一个离巴黎不远的巴伦墓地，有1000余华工的英灵永存于斯。在巴纳克村庄墓地，201位华工埋葬在这里。把死于途中及葬身于法国的华工数字相加，我们可以得出近3000名华工死亡的数字。
1919年12月10日英国国会记录记载约2000名英国管理的华工在一战期间死亡，如果属实的话，可以确信实际死亡的数字更大一些，因为这2000人仅包括英国华工，法国华工并不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