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饭后，思梅按时上班出门了，思兰还在卫生间照镜子化妆。惠卿在餐厅吃着酱菜泡饭，思兰走过来坐下说：“妈，你看我眼睛还肿吗？”
惠卿戴着老花镜端详着女儿说：“还好，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刚起来时肿的厉害，我用冷水敷了一会儿，淡妆一画，效果好多了。”
“今天少麟会接你下班？”
“应该会的。”思兰应道。
“那你们心平气和地好好商量，不要再动手了。”
“嗯。”
“我给你个参考意见，听不听你自己定。”惠卿放下手中的筷子，“少麟要给他女儿钞票，我觉得你应该尊重他的想法。他的女儿和他分开那么多年，没有问他要过一分钱抚养费，我想少麟虽然嘴上不说，可是多少总是心存愧疚的。这次是个机会，让他尽点父亲的职责。如果你拦着他，他会怨你的。之前，他的工资和外快收入都交给你，那是信任你，相信夫妻同心。要是这次你不能遂了他的意，难保他以后不藏私房钱。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嗯，妈，道理我都懂，就是心里别扭。你说要是少麟没有之前的那段婚姻该有多好，就能一心一意地对我和菲菲。”思兰见母亲沉默不语，只得瘪瘪嘴，换做柔声道，“妈，别生气，我知错了还不行吗？！我听您的，放心吧。”思兰吃完早饭，放下碗筷，上班走了。
惠卿的两个已婚女儿，在各自的小家庭中，都站着主导地位，思兰如此，美国的思筠也是这样。这让惠卿很欣慰，看着男人的脸色过日子不是滋味啊。
上海的家庭里，女人的地位是比较高的，这主要还是归功于上海男人普遍很顾家，同时上海女人也比较善于当家。其实，上海的女人地位较中国其它地区高，是有历史渊源的。
历史上，上海的轻工业很发达，造就了众多就业机会。而女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基本上取决于其经济能力，一旦她能维持生计，就不再只是生殖的工具。这种社会条件，无形中提升了女性的地位。
反观另一半，上海以前是买办文化，它要求男人不能端着架子，因而上海男人比较柔软﹑细腻。加之上海受西方殖民影响大，西风东渐，尊重女性的观念得到加强，不仅是对女性价值的尊重，在生活层面上也能给予深度的体恤，使女性有自主能力。上海男人对女性的尊重和爱护，也同时体现了上海男人的绅士风度。
上海女人在家庭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女儿们的身上，也体现在张家的三个儿媳身上。
两个大儿子是鹤年前妻所生。长子世豪，抗美援朝时参军，现在北京，应该也是个不小的官了，可每次问起，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个退休的普通一兵。长媳是个医生，是六十年代初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曾经给国家领导人看过病，现在虽已退休，却还作为专家被解放军总医院返聘着。二儿子世杰，是个工人，二儿媳是小学老师。这两个儿媳，都不曾跟惠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惠卿看得出，都是能干的角儿。
三儿子世轩是惠卿的第二个孩子，虽智商奇高，却情商平平，性格上远不及家中的其他男性。但是三儿媳却是出奇的高情商，万事都能周全得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
世轩长相很一般，基本上是集中了惠卿和鹤年的缺点，他没有哥哥姐姐那样好看的外貌，也没有妹妹思筠那样坚韧要强的个性，虽不像思梅那样羸弱，可是在家里却永远是个受气包。
小时候，姐姐妹妹都比他厉害，长大结婚后，媳妇把他忽悠得服服帖帖。也许家务事本就是女人的事，他一个男的，懒得掺和。也许是“好男不跟女斗”，他一直让着身边的女人们。好在这些女人对世轩都没有恶意，惠卿也就听之任之了。
世轩在中小学时，不太合群，放学回家总是一个人走。路边弄堂口，常有一帮老头没事打牌下棋，他有时看人下棋，会忘了时间，不知不觉天都黑了，才急急忙忙奔回家。久而久之，无师自通，居然能在学校的围棋、象棋比赛中得奖。
高中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矿。节假日，也就是找朋友下棋，没有其它爱好。
1977年，恢复高考，他的考分居然跻身上海市前二十名，被交通大学物理系录取。当时他的考分轰动全厂，谁也没想到平时不声不响只知道下棋的张世轩，居然这么有才！于是，厂里的阿姨妈妈们都想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年轻的女孩们也有事没事地往世轩所在的车间跑。那年世轩已经二十九岁了，之前可从没受过女性同胞的这种待遇。厂里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比他小八岁的女孩，就此开始追他。这个八面玲珑的小姑娘，最终成了惠卿的小儿媳。
世轩的媳妇名叫李雪英，长相平平，不算漂亮，可待人接物却很老练。她出身工人家庭，一进工厂就是活跃分子，很快就当上了团支部书记。他们的工厂规模不大，是个生产五金零配件的小厂。
雪英和世轩是在世轩考上大学那年开始交往的。起初，雪英也想考大学，追着世轩帮她补习功课，可是她的基础实在太差，连考了两年都名落孙山。世轩大学毕业那年，他们结了婚。嫁进张家的李雪英，不仅要天天面对婆婆和两个未嫁的小姑，还要每周和回娘家的大姑遭遇，时时都过着“走钢丝”的日子，实在是不容易。
上海是个地域概念特别强烈的地方，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都把上海分成“上只角”和“下只角”。上海自开埠以来，在短短一百多年就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由于地理位置和租界史的缘由，旧上海时期的上海法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的西区大部分与中区属于“上只角”，而华界以及其他城乡结合部属于“下只角”。
地处徐汇区天平路的张家，可谓上海滩名副其实的“上只角”，而“两万户”工人住宅区的李家，却是“下只角”。
李家的子女不比张家少，雪英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姐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因为姐姐去了农村插队落户，雪英才得以留在上海，所以必须承担起帮父母养家的重任。她白天在厂里工作，晚饭后还要和母亲妹妹们在家里糊纸盒。家境使然，造就了雪英吃苦耐劳、容忍大度的性格。
张家的人，对“下只角”嫁入张家的雪英，表面上客客气气，内心却少不了鄙夷。女人天生就敏感，雪英不是毫无知觉，但是她依然热忱地对待家里的每一个人。有时婆婆和小姑故意刁难，连书呆子的世轩都看不过去替她出头，可是她却装作毫不介怀。
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因为大姐的女儿名叫“咏菲”，所以世轩和雪英的女儿就叫“张咏蕾”，不仅使用了中间的“咏”字，还用了“菲”字的草字头。
蕾蕾两岁时，上了离家不远的托儿所，就在出了弄堂往左拐，步行十分钟的天平路小学隔壁。每天傍晚，雪英下班后把蕾蕾接回家。
这天傍晚，开始下起春天的毛毛细雨。世轩下班回家后，发觉雪英和女儿还没有回家，就拿起伞，准备出门接她们母女。惠卿发觉思梅还没有回来，看到儿子准备出门，就说：“你出去啊，正好顺路去接一下小梅。”
“我出门是去接雪英和蕾蕾。”世轩说。
“那就多带一把伞，先把伞给小梅送过去。”惠卿说。
“妈，不顺路的，万一雪英抱着孩子先淋雨回来了怎么办？”
小梅的街道工厂，出了弄堂口往右拐，步行五分钟就到了。
“小梅身体弱，淋雨更容易生病。”
“可她怎么说都是大人了，蕾蕾才两岁多。”世轩辩解道。
“你不能这么自私！“惠卿由不得儿子分说，“光顾着自己的小家，我们是个大家庭。”
世轩拿着伞站在门口犹豫着，忽然，他转身把伞一放，生气地说：“我谁都不去接了，看看今天谁淋雨之后生病。”
惠卿和儿子的争执，待在隔壁书房的鹤年听的一清二楚，老头子知道是惠卿太强人所难，不过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只管竖着耳朵听，却没有发声音，不是什么原则上的大事，他才懒得管呢。
不出一刻钟，思梅和雪英先后回到家。雪英走进家门，放下抱着的蕾蕾，取下裹在蕾蕾头上的大围巾，笑着对思梅说：“今天淋雨了，我们烧点生姜糖茶喝吧，驱驱寒。”
“好。”思梅应着，看到坐在沙发上的世轩，说道“哥，你在家呀，下雨了，也不知道给我们大家送伞。”
世轩没好气地反问：“那你说说，是给你送，还是给雪英蕾蕾送啊？”
“吃枪药啦？”思梅疑惑道，“今天谁得罪你了？一副欠你多还你少的样子。“说罢转身进屋不再理会世轩。
雪英隐隐感觉气氛不对，婆婆的脸色尤其难看，她思忖着世轩刚才的话，琢磨出一二来。雪英边替蕾蕾脱外套边说；“蕾蕾怕不怕下雨啊？毛毛雨算不了什么，对吧，蕾蕾，我们正好锻炼锻炼。”
“锻炼锻炼。”蕾蕾也学着妈妈说。
就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被化解了。
在蕾蕾五岁的时候，李雪英升任主管业务的副厂长。不久就增配了一套新工房，由于路远交通不便，雪英通过房产中介，把那套一室一厅煤卫独用的新工房，置换到了隔壁弄堂。
又过了几年，由于工厂的地段好，地皮被新加坡的房产商看重，整个工厂被列入关停并转的行列。雪英放弃了调到局里坐办公室的机会，毅然下海自主创业，通过当业务副厂长时积累的人脉，在松江创办了一家生产小五金的民营厂。虽然工厂规模不大，但通过几年的努力，生产的小五金，居然走向了国际市场。
倒是世轩，还是老样子，一直呆在毕业时分配的那个物理研究所工作。下班后除了给女儿辅导功课，就是下棋。改革的浪潮，一点也没有波及到这个书呆子。
由于儿媳雪英的应酬越来越多，不仅经常出差，连晚饭都很少在家里吃，惠卿不可能再指望她做家务了。老两口年纪大了，思筠那时已经出国，所以一大家子的晚餐只能靠思梅下班后张罗。
这样的局面也没有维持多久，雪英赚了钱，在漕河泾买了商品房，世轩一家三口搬了出去。从此，老房子里就只剩下老夫妻俩和思梅三个人。思兰和少麟也在长宁区华师大附近分配到了新房，因为住得比原来路远很多，所以不似从前那样常回娘家了。老房子突然变得空旷了，尤其在白天，思梅上班走后，家里就剩下鹤年和惠卿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