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人间四月天，这个话放在关外的辽西地面上依旧合适。
当然了，平常四月中旬的关内，早已经是人间四月芳菲尽了，可是在小凌河口附近的这座辽西小城，却恰是阳光明媚，气温回升，刚刚开始春暖花开的好时候。
松山城总兵府内的杨柳，枝条上泛出了绿意，开始鼓出了芽孢，院内地面的石头缝里的野草也开始往外冒头了。
松山城内的大街小巷，房前屋后，树木发出了新芽，家花野花竞相开放。
一个月前的松山攻防战，留给这座小城的创伤，仿佛随着这个春天的到来，也开始渐渐愈合了。
城隍庙里的松山制铁所，因为从安庆后的民壮营招募了上百个富余的人手做工，终于开始有点规模，像点样子了。
杨振也把自己了解的一些后世工厂进行生产管理的方法，捡那些自己还能说出个一二三的点子，说给了王守堂父子。
比如后世工厂普遍采用的流水线式的生产作业方式，比如弹壳大小、枪械、刺刀尺寸规格的标准化了，比如分组管理、分工负责、专人验收装配等等。
其实，这些生产作业上的方式方法，在大明朝稍微上点规模的工厂作坊里，早就存在了，早就有人这么做了，只是没有人专门总结提炼，形成模式，推广开来而已。
杨振这么一说，不管是王守堂，还是潘文茂，全都是一点就透，很快就挑那简单易行的点子落实了下去。
制铁所的提举王守堂，本就是世代的铁匠出身，以前在宁远城经营铁匠铺的时候，又攒下了一些起炉炼铁的经验，此时人手和条件一旦够了，立刻就显出自己的真本事来了。
不仅在张国淦的指导下，完成了先遣营普通鸟铳的燧发改造，而且还给完成改造的每一杆燧发鸟铳，都配上了杨振要的刺刀。
因为松山城里钢料非常有限，所以杨振和王守堂一起设计的刺刀不得不一再缩短，刺刀包钢的刃部，只有约莫一扎长。
一扎，就是普通手掌伸开，大拇指指肚到中指指尖的距离。
但是这样也可以了。
杨振的设想，本就是为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用刺刀来拼命的，刺刀的刃部虽然短，可是这个时代的火枪却是长。
两者加在一起，也有了两米左右的长度，紧急情况下来不及装填火药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拼死一搏了。
除去完成了火绳枪的燧发改造和刺刀的加装以外，授官之后热情高涨的王守堂与王煅父子，也搞出了成批量范铸铁皮手榴弹圆柱状弹壳的法子。
只要制铁所有足够的铁料，以及融化铁料的炼铁炉，那么杨振心心念念的铁壳木柄手榴弹，就再也不是问题了。
至于铁料的问题，在徐昌永和祖克勇率队出城驻扎之后，杨振不得不动员起了安庆后手下的民壮营老弱妇孺们，让他们继续在城内外寻找搜集。
越来越多的红夷大炮弹丸被找到，并被送到城隍庙的大院里来，现在堆放在一起，快成了一座小山，短时间内当是不会短缺。
剩下的就是如何把这些鞑子打在城上以及射进城里的大铁弹子融化成可以范铸手榴弹弹壳的铁水了。
为了解决炼铁炉不足的问题，这些日子里，在杨振的指导下，王守堂领着制铁所的人手先后又接连新起了两座土法炼钢的小高炉，把原本好好的一座城隍庙里面，搞得是“烟熏火燎，乌烟瘴气”。
不过，炼铁炉的温度上去了，铁料如愿化成铁水，然后又如愿变成一个个铁皮木柄手榴弹的弹壳。
最后，弹壳被送到北校场内，在那里装填弹药、木柄和导火索，紧接着变成弹药厂库房里一堆堆铁皮木柄的手榴弹。
连着有几天，杨振每到傍晚，都要去总兵府后身的北校场库房里面，亲自查看一遍当天新增入库的手榴弹数量。
一百个，二百个，三百个，五百个，一千个……
弹药厂库房里手榴弹数量的不断增长，让杨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由衷的心满意足。
与其他武器装备的改进相比，比如说与火绳枪的燧发改造，短刺刀的加装相比，到最后还是铁皮手榴弹数量的快速增长，尤其能够让杨振感受到一种踏实可靠的安全感。
虽然这种手榴弹装填的爆炸药仍是黑火药，其威力根本与梯恩梯炸药无法相提并论，但是来自后世的杨振却知道，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抗日的战场上，类似的手榴弹，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在他指导着李禄、潘文茂、王守堂等人搞出来的这种铁皮木柄棍型手榴弹，除了导火索需要用明火点燃，并且在投掷的过程中有可能熄灭之外，其他的各个方面，都已经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时中国军民使用的手榴弹很接近了。
这就是目前杨振的那点底气所在。
这款最后定型并开始批量生产的铁皮木柄棍型手榴弹，最终被杨振命名为“飞将军”棍型手榴弹！
根据装药量和重量的不同，一斤药量的飞将军，被命名为“飞将军一式”手榴弹；相应的，装填两斤药量的飞将军，就被命名为了“飞将军二式”手榴弹。
他原本想用李禄的名字来命名，但是又觉得用一个身边的人名来命名手榴弹，有点不吉利，就放弃了。
而且若是用了李禄的名字来命名这款手榴弹，那么又把王守堂父子置于何地呢？
所以，干脆一想，就用“飞将军”来命名这种主要有掷弹兵点火投掷的原始手榴弹了。
除此之外，关于弹药命名的问题，杨振也早就想用潘文茂的名字来命名由潘文茂提纯火硝并最终调配而成的新款颗粒型黑火药了。
但是他的这个想法一说，别人到没有意见，唯有潘文茂自己坚决不同意，并说出了很多理由。
首先，这个火药的配方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纪效新书记载下来的，是由戚继光组织人马反复配比试验确定的配方。
其次，加草木灰洗硝，然后熬硝过程中添加皮胶水提纯，也不是他自己独创出来的，而是他年轻的时候跟别人学来的。
再者，将黑火药弄潮、压片，然后粉碎、过筛，实现不同程度颗粒化的想法，是杨振提出的要求，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就这样，潘文茂觉得因为弹药厂的事情成为千总官，自己的微末之功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褒奖，死活不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
到最后，杨振没有办法，只好一概不再用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了，而是将颗粒化以后的黑火药，统一命名为了“先遣黑火药”。
其中，那款专门用来做引火药的火硝含量最高、颗粒最小仍呈粉末状的特制黑火药，被命名为了“先遣一号黑火药”；
那款专门用来做火枪队发射药的小颗粒黑火药，则被命名为了“先遣二号黑火药”，；
而那款专门用来做炮队发射药的中颗粒黑火药，则被命名为了“先遣三号黑火药”；
还有一款专门用来做手榴弹和万人敌等爆炸弹的大颗粒黑火药，则被命名为了“先遣四号黑火药”。
杨振之所以非要挖空心思给这些颗粒大小不同的火药正式命名，为的就是标准化，争取有一天能进行标准化的生产，进行标准化的管理，确保火药的质量可管可控。
只是，杨振的命名归命名，除了在弹药厂里，潘文茂用一号二号之类的命名，来区分火药分类存放的库房、过筛用的箩筐之外，其他人并不使用。
在先遣营里，将士们叫不惯这种莫名其妙的火药型号，仍然约定俗成地称呼“一号药”为“引火药”，称呼“二号药”为“枪药”，称呼“三号药”为“炮药”。
真正让杨振猝不及防的，倒是“四号药”的别称，先遣营的将士们都管它叫“炸药”。
杨振当然清楚，这种大颗粒的黑火药，并不是他在后世所知道的那种炸药。
但是，当大家都管它叫作“炸药”的时候，杨振也只能苦笑着接受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由大颗粒黑火药定装制成的一斤药量的手榴弹，以及二十斤药量的铸铁万人敌，不仅装药量少多了，而且威力比起之前的那些却大了一倍都不止。
老话说得好，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这一句话放到现在的杨振身上，真是一点也没有错。
随着松山制铁所三座小高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生产阶段，弹药厂库房里的手榴弹数量直线上升，杨振的心思也跟着开始活动起来了。
巧合的是，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午，一支来自觉华岛的运粮船队，也适时抵达了小凌河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