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概能收到多少”
虽然自己也有一本帐，但关于李峰的回答，张海还是询问道。
“今年行税住税还有官营的酒，丝，茶等等大概可以收到五百万两。我们所掌握的工匠在经过这两年的军备生产锻炼后用于经济领域，再按照一扩充为三的原则可扩充为十万人规模左右军民两用产业群。这其中三成用于兵工战备，七成用于民用生产当能有七百万两的产值以及四百万两左右的利润上缴。”
近现代社会下缺乏足够君权地位的官僚组织，国有企业成为统治依靠之一，往往难以有效管理和压缩这当中的中上层人员成本。不过在这个时代，又是拥有独特的君权基础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其实就并不困难了。因此张海不觉得在这个时代让官营单位上缴利润是多么难做到的事情。即便北宋时期也没有面临过经营成本过高需要补贴种种事。
“那官田的收入大致如何”张海又确认般的询问道。
官田往往并不占土地多大比例，如今的战事虽然结束，但新朝政权在这个方面的行政管理能力虽然比传统王朝强些，但也并没有层次性的优势。
“官田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李峰说到：“我们打下的大户并做为官田的大概十二万顷，还不如明时景王、潞王、福王、桂王、惠王、瑞王、吉王这些皇族封田的规模大。当然，我们并不是直接把那些过去的王庄皇田官田直接换过来做为我们的官田。而是从去年开始，就通过移民迁徙乃至分地等办法，再加上我们在南直隶与浙江打掉的大户。把我们的官田全部集中到了南直隶与浙江核心两省。现在这两省的官田大概占核心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左右。在一千二百万亩相对良好的土地上，我们前年就可按每年每亩七钱银子来收取官租。江南一带的粮价现在普遍稳定下来，而且比其他的地方要贵不少。一两银子不过百余斤稻米的价值，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再加上江浙两地的耕地本来平均产出就高于其他各省，还有官田上的官佃没有民田上那么大的土地分配差异，这完全不成为影响百姓生计的负担。这样：光是官田收入每年就达到了每年八百四十万两的收入”
随后，李峰又谈到了金银铜课的话题：“通货铸造和铸造后的磨制处理领域的优等工匠也过去的两三年间也是兵工体系征集的重点之一，并不局限于铁匠之内。同时，我军这两三年来累计生产的九个陆军炮兵团，六个水上炮兵团外加损毁维修还有大量的超轻臼铳制造一共消耗了四十多万贯的铜料。铜料虽然占用的不算太多，可对于官营钱课的加工方面造成了不少的影响。即便如此，我们这两年平均下来按照三取其一的比例还是每年收取了一百万贯左右的铜课，二十万两左右的银银课。
这么大规模的通货课税就意味着几倍于明朝正常年份的通货生产，不少张海及其弟子之外的人对此都有不少忧虑。不过张海却告诉这些人：在两宋的时候，每年的铜课与金银课就已经接近这个规模了。
朱元障以及中前期的明朝政府为了控制商业流通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为了防止物价涨价长期压制通货生产。张海不是经济科班出身，但也大致了解的到当货币存量的增长超过一个社会工商业经济体总规模的时候，通货膨胀才会明显增加。而在张海看来：明代的工商业规模并没有后世一些人所宣扬的那种程度，至少发展和增长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只要工商业和流通市场的规模在今后迅速恢复和扩大，白银流入和铜课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不那么大。如果恢复发展的好些，货币存量以每年百分之几规模增加的情况下物价反而下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这个硬通货的时代同纸币时代还有很大的区别。
农、盐、海贸，行住税、官营工商业与官田、通货课税这大概就是传统王朝甚至民国时期的近代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张海及弟子们把这几项粗略一算，免除丁银也不收农赋的情况下，还是前年和去年两年战乱的情况下，一年的收入就约有将近一千八百万两。
“也就是说前年和去年不算就地则掠的战争开销，我们在支付了两千万两全国的公安军头半年统治成本的情况下，还净赚了一千六百万两”有的弟子不由的惊叹道。
“不过这南京城内的文教、出版、纸张等产业还有社保福利等方面的开销不少吧”也有人说道。
张海给予南京城内及其城外附近涉及的男女老幼规模多达百万左右的人口每年多达四百多万石粮食以及四百多万两银钱的待遇。为了扩大文具、出版等不少领域的技术人员规模，队伍这两年的时间以来还每年投入三百余万两的奖励基金，鼓励这些行业领域培养更为出色优秀的工匠。并且按照在定期抽查中对培养新学徒的速度达标的人予以奖励。
这些不要说是“体制外”的人。就是在张海的众弟子中也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师傅在这方面的投资消耗太大了。
中国历史上除了官僚阶层或者军队皇族以内，也就是有功名的人可能有一定的待遇。面向底层的福利保障从来就闻所未闻，即便仅仅限于京城之内也是如此。而张海却曾听说过：古罗马时代的市民就有免向底层的基础福利了。而政府方面负责的养老保障可能要上诉到幕府时期。
张海不认为古罗马的贵族或者幕府时代的日本上层很同情底层或者爱心泛滥，只是因为这些贵族比中国的那些精英阶层想的更多，更不短视而已。
除了维系统治稳定及核心地区民心外，资本主义社会下还有个内需市场和产品需求市场的问题。
古代自然经济社会看似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也有这方面考虑的。在打击了明朝中后期的不少的利益阶层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消费能力足够新阶层予以代替，工商业经济也很难快速恢复与发展。更不说“有闲阶层”的出现给以整个社会文化领域乃至社会风气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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