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崇祯六年六月份，由于在投奔后金的路上吃了黄龙的大亏。
孔有德投降建奴后没几天就带着本部人马和八旗骑兵报复，不仅仅夺了旅顺口还打死了黄龙以下几千东江镇将士。
现在这个可能性应该被排除，以孔、耿等等叛将的实力，去打毛承禄驻防的镇江堡都应该不是对手。
况且哨船已经用不着紧紧的盯着登州水城，黄汉接下来会改变重点侦察地点。
镇江堡和义州沿海每天都会有哨船巡查两次，如果东江镇遭遇攻击，“红旗军”水营在两天内就能够赶到战场，战船会在海上炮击敌军给予东江镇支援。
哪怕在海上开炮打后金军仅仅有着象征性意义，起到的杀伤效果有可能为零。
但是给坚守的东江兵带来的精神鼓舞非同小可，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爆发出的战斗热情会使得战斗力飙升太多，打退来犯之敌应该不在话下。
登莱乱局东江镇没有参与搅和也是有原因的，崇祯皇帝曾经问计于方正化和李若琏，得知黄龙这个总兵官去东江镇时日尚短，金声这个兵备道也属于初来乍到。
纵然这两位文官武将对朝廷忠心耿耿也需要防备其余东江镇将领有二心，万万不可安排东江兵去打同样是东江镇出身的叛军。
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孙元化当时命令张可大、张焘率领队伍出击李九成的造反人马适得其反，当场临阵倒戈了超过八成辽东籍兵丁，其中有一半出自东江镇。
结果很悲催，登州城内又有耿仲明、陈光福率领前东江兵倒戈，在内应外合之下，坚城、大城登州瞬间被叛军夺取。
崇祯皇帝学乖了，他决定防范于未然，特意下旨命令黄龙和金声安抚东江镇辖区诸岛，严令他们严防死守要确保杜绝东江镇将领带领部下投奔叛军。
登莱形势严峻也使得黄龙和金声如坐针毡，毕竟那里的判将无一例外都是出自东江镇，得到消息的毛文龙时期东江镇旧将难免不想入非非。
东江兵在吴桥造反席卷小半个山东跟黄龙、金声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些人已经不属于东江镇，属于登莱巡抚直辖。
但是他们确实担心在职的东江镇将领跟着李九成、孔有德去造反。由于统领东江镇时间太短，对麾下诸将了解不多，也自认为谈不上建立了信任度。
如果在皇帝下达圣旨后东江镇还反了谁，他们俩人罪莫大焉
因此他们自始至终都在高度戒备，害怕出乱子，这段时间他们竭尽所能给各岛送去了不少粮食和军饷，这些钱粮都是用木材、药材、山货、兽皮等等跟“红旗军”贸易而来。
原本历史上旅顺口副将陈有时和广鹿岛副将毛承禄带着人马参与登莱叛乱，急了眼的黄龙一直不遗余力打击叛军的情况没有出现。
现如今的东江镇以维稳为主，黄龙和金声集中了东江镇的船舶不断巡视诸岛施恩诸将，并且不许任何将领私自带领麾下下海，目的就是防备有人趁机去投奔叛军。
瓜田李下，东江镇旧将也比较理解，选择了配合，在这段微妙的时刻尽可能不出军营。
其实皇帝和黄龙、金声纯粹多虑，毛文龙被平反昭雪，毛承禄心里的疙瘩早就解开。
他在几万军民面前大肆屠戮建奴战俘获得“百人斩”恶名的故事被传得家喻户晓，使得后金军欲擒拿他挫骨扬灰。
在这种情况下，毛承禄根本没有动过造反投降建奴的念头。
叛乱积极分子陈有时早在前年就已经为国捐躯，尚可喜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参与登莱叛乱，而是在黄龙战死后才投降了后金，因此东江镇其实目前是安定团结的。
没有了黄龙带着东江镇水营出现，“红旗军”水营乐滋滋吃了独食，在哨船、小型战船搜寻盯梢下，在渔民自发跟踪下，跑散的叛军船只无一漏网，算计登莱叛军圆满收官。
这一次在关键时刻出手又使得黄汉发了一笔横财，还使得“日月海运”多出八九十艘商船，多出五艘可以在辽海服役的三桅炮船。
缴获的战船、商船都要维修，特别是那些冲滩和触礁的二号福船。
还好中国船拥有抗沉的多密封舱设计，触礁的二号福船上的一部分叛军跳海逃生，再把一部分举手投降的兵丁撤离后，福船立刻空了不少。
沈宪宜安排水手和俘虏登船把火炮和财物搬空，再进行简单的应急处理，触礁的船基本上能够驶入不太远的青泥洼船坞修理。
以后青泥洼会发展成为船舶建造基地，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最起码东江镇搞来的木材运输距离少了九成，这会节约太多成本和劳动力。
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虎穴城毕竟在山海关内，闹得动静太大上上下下不好交代，朝廷已经在猜忌，如果某些人出坏点子由朝廷来接管虎穴城船坞怎么办
翻脸抗旨这就意味着是要造反的前奏，虎穴城会引得诸多大明军队来完成包围，就如同包围登州那般。
这对于大发展中的“红旗军”体系肯定会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结果。
损失难以估计，首先京师不夜城的投入肯定会被充公，接下来是滦州的煤矿、工厂、作坊，紧接着就是永平府和抚宁卫的二百余万亩屯田
还有今年几十万以后会发展到上百万两的辽饷份额，虽然辽饷不够养军，但是也能够达到一小半的水平，跟朝廷翻脸就会失去这个每年唾手可得的大笔收入。
这样的损失太大了，因此如果朝廷真的要强行接管虎穴城船坞，黄汉只能采取拖字决，然后偷偷的赶紧转移设备搬家，最后留给朝廷一个一般般的船坞交差。
金州和旅顺口之间一两千平方公里的半岛会被经营成为商贾云集的独立王国，把青泥洼建设成为一个大明最大的军港，在岸上建立水手学校，建立水师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