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战和之争——晋军内部的不团结
书接上章，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即楚庄王十七年、周定王十年春季，楚庄王率师围郑，晋景公闻讯，于是在六月尽出三军以救援郑国。这次出战，晋国三军的主要将领为：中军将：荀林父，中军佐：先縠（先克之子，因食邑在彘，又称彘子），上军将：士会，上军佐：郤克（郤缺之子），下军将：赵朔，下军佐：栾书（栾盾之子），中军大夫：赵括、赵婴齐，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下军大夫：荀首（荀林父之弟，因封于知邑，故别为知氏）、赵同，司马：韩厥。晋军到达黄河边上，听说郑国已经和楚国讲和，于是中军元帅荀林父打起了退堂鼓，说道：“救援郑国已经来不及，现在再过去与楚交战只能徒劳晋民，这样有什么意义？不如等楚军回去我们再出兵伐郑，这样也不算晚。”上军将士会（随武子）赞成荀林父的意见，说道：“荀伯所言极是！会听说，用兵作战，要观察对方的过失然后才出动（‘观衅而动’），如果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礼节都没有改变，就是不可敌挡的，这样的敌人不能征伐。楚军讨伐郑国，既恼怒它的不专一，也哀怜它的弱小，郑国背叛的时候就讨伐它，一旦顺服了又赦免它，德行和刑罚就成就了。讨伐背叛，是刑罚，安抚顺服，是德行，二者就树立起来了。去年入陈，现在入郑，民众不感到疲惫，国君不受到怨恨诽谤，政令就合于常道了。摆成荆尸之阵而后发兵，商、农、工、贾不荒废自己的行业，步卒和车上甲士关系和睦，事务就互不相犯了。蒍敖担任令尹，择用楚国好的典章法度，行军的时候，右边的步卒跟随在车辕旁边以为战备，左边的步卒寻求草蓐以为宿备，前方有侦察兵以举旄旌为信号，中军负责制定作战谋略，后方有精兵作为殿后；百官按照各自旗帜的指示而行动，军中政令不必等待下达警戒就有所准备，这就是能够运用典则了。他们的国君选拔人才，同姓中选择亲近支系的人，异姓中选择世代旧臣，提拔不遗漏有德行的人，赏赐不遗漏有功劳的人，对年老的人有优待，对外来的旅客有所施舍。君子和小人，各有规定的服饰，对尊贵的有一定的礼节示以尊重，对低贱的有一定的等级示以威严。这就是礼节没有违逆了。德行树立，刑罚施行，政令成就，事务合时，典则执行，礼节顺当，试问这样的国家还如何敌挡呢？”
随武子在说明楚国的不可敌挡后，接着建议道：“见到形势有利就前进，知道困难了就后退，这是治军的好措施（‘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并衰弱，进攻昏昧，这是用武的好法则（‘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您姑且整顿军队而筹划武备吧！还有衰弱而昏昧的国家呢，为什么一定要对付楚国？仲虺（商汤的左相）说过这样的话‘夺取动乱的国家，侵侮将要灭亡的国家。（取乱侮亡。）’，说的就是兼并衰弱。《汋》这首诗说‘光明辉煌的王师啊，挥兵攻取那昏昧的国家。（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说的就是进攻昏昧。《武》这首诗说‘没有比这更大的功业了。（无竞维烈。）’安抚衰弱进攻昏昧，以致力于功业之所在，这样就可以了。”荀林父和士会是军中的老同志，从文公时代就出道，作战经验丰富，因此在对楚交战上态度比较谨慎，尤其是士会，多谋善断，把问题分析得很透彻。但毕竟荀林父是新任的中军元帅，威望不够，而且为人老实不够强势，而士会又只是三把手，分量不足，所以身为二把手的中军佐先縠便跳出来反对他们。这位先縠的曾祖先轸和祖父先且居都担任中军元帅，立下过无数功勋，父亲先克也位列中军佐，若不是因为被刺杀，也有机会升任正卿，他自恃祖上功高，再加上脾气火爆，不把中行桓子、随武子这些元老放在眼里，怒气冲冲地说道：“不行！晋国之所以称霸诸侯，是因为军队勇武、群臣尽力。现在失去了诸侯，不能说是尽力；有了敌人不去追逐，不能说是勇武。若因为我们而失去了霸主的地位，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军队准备出战，听到敌人强大就畏惧退却，不能算是男人！被任命为军队的统帅，最终却表现得不像个男人，这种事只有诸位办得到，我是不会做的！”说完，便率领着他中军佐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
见副帅先縠擅自率军渡河，身为元帅的荀林父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他的弟弟、任下军大夫的荀首（知庄子）说道：“这支军队危险了！《周易》上有这样的卦象，从坎下坤上的师卦变成兑下坤上的临卦，爻辞说：‘军队出动要有法度纪律，法度纪律不严明，结果必然凶险。（师出以律，否臧，凶。）’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臧’，违逆之就是‘否’；众心涣散就会变弱（坎变为兑，坎为众，兑为少女），河流壅塞就变成沼泽（坎为川，兑为泽）。有法度纪律指挥三军如同指挥自己一样，所以叫做‘律’。执行不顺当，法度纪律像水一样枯竭，从充盈到枯竭，壅塞而不能整流，这就是‘凶’了。不能流动叫做‘临’，有统帅而不服从，有比这更严重的‘临’吗？这说的就是彘子违命的行为啊！果真和敌人相遇，一定会失败的，彘子将会是罪魁祸首，即使免于战死而回国，也一定会有大的灾祸了！”司马韩厥（韩献子）乘机向荀林父建议道：“彘子以偏师而陷于失败，您的罪过就大了！您作为元帅，军队却不听从命令，这是谁的罪过呢？失去属国、丢掉军队，构成的罪过已经很严重，不如干脆进军，这样就算不能取得胜利，责任还可以有所分担；与其一个人承担罪责，有六个人来共同承担，不还更好一些吗？”荀林父没有办法，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于是率领全军渡河。
楚军这边，楚庄王率军北上，驻扎在郔地，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军，子反将右军，准备在黄河饮马后就回国。这时候听说晋军已经渡河，楚庄王不想和晋军交战，于是打算回去，但他的宠臣伍参（伍子胥曾祖）却想要战，令尹孙叔敖不同意，说道：“去年入陈，现在入郑，不是没有战事。要是打起来而没有取胜，吃了参的肉难道就够了吗？”伍参笑道：“如果战事取得胜利，孙叔就是无谋了；如果不胜，参的肉将在晋军那里，哪里还能吃得上呢？”但孙叔敖不听，下令把战车车辕转向南方，军前大旗也调转过来，准备回国。伍参见说不动令尹，只能向宠幸他的楚庄王进言道：“晋国的执政者新上任，不能够有效行使命令，他的副手先縠为人刚愎不仁，不肯服从命令。他们的三位将帅，想要专断行事而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而没有上级，众人该服从谁呢？这一战，晋军必定战败，况且您以国君的身份而逃避臣下，该如何面对社稷呢？”楚庄王对“君而逃臣”的话感到耻辱，于是告诉令尹把战车改为向北行进，驻扎在管地以等待晋军。
晋军驻扎在敖、鄗两山之间。郑国的皇戌奉国君之命出使晋军，他来到晋军营中，对中军元帅荀林父说道：“郑国跟从楚国，是为了社稷的缘故，并没有贰心。楚军屡次得胜而骄傲，他们的军队在外面很久而士气低落，又不设防备；您率军攻击他们，郑军作为后继，楚军一定会失败的。”主战派先縠听完大喜，说道：“打败楚国降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一定要答应他的请求！”正当荀林父踌躇不定的时候，一位年轻人站了出来，对皇戌的言论进行驳斥，他就是下军佐栾书（栾武子），栾盾的儿子。栾书说道：“楚国自从攻灭庸国以来，其国君没有一天不治理他的国人并教导他们：民生的艰难、祸患的随时到来和戒备警惕的不可松懈。在军中，没有一天不治理军队器械并训诫他的军士们：胜利的不能永远保有、纣王得到一百次胜利而最终灭亡，并以楚先君若敖、蚡冒的乘着柴车、穿着破衣以开辟山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事迹来教育他们，告诫说：‘民生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所以楚军不能说是骄傲。我们的先大夫子犯说过：‘出兵作战，理直就士气高昂，理曲就士气低落。（师直为壮，曲为老。）’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合于德行（楚已服郑，再往伐之就是不德），而招怨于楚，这样我们就理曲而楚国理直，所以不能说他们的军队士气低落。楚国国君的战车分为左右二广，每广有一卒（战车三十乘），每卒分为左右两偏。右广从鸡鸣时分开始套车，计算时间等到中午，左广就接替它，一直到日落时分；左右近臣则按次序值夜班，以防备发生意外。所以不能说楚军没有防备。子良，是郑国的杰出人物，师叔（即潘尪），是楚国地位崇高的人物；师叔入郑结盟，而子良则作为人质在楚，所以楚、郑的关系是亲近的。郑人来劝我们作战，我们若战胜就来归服，若不胜就去投靠楚国，所以这是拿我们的胜负来占卜！郑人的话千万不能听从！”中军大夫赵括（封邑在屏，又称屏括）和下军大夫赵同（封邑在原，又称原同）两兄弟则支持先縠，说道：“率领军队而来，就是为了寻求敌人！战胜敌人、得到属国，还要等待什么呢？一定要听从彘子的话！”与赵同同为下军大夫的荀首听完叹道：“原、屏二人，是灾祸之徒了！”下军将赵朔（赵庄子）也不支持他两位叔父，而是对副手栾书大加赞赏，说道：“栾伯不错啊！实践他的话，将来一定能领导晋国！”晋军内部就这样，分成两派，意见不一，争执不休，而荀林父作为中军元帅却不能决断。
楚国的少宰来到晋军中，语气委婉地说道：“寡君年轻时就遭遇忧患，不善于辞令。听说二位先君（楚成王、穆王）往来于这条道路上，是为了教导和安定郑国，怎么敢得罪晋国呢？希望诸位不要逗留得太久！”士会也很有礼貌地回答道：“从前平王命令我们的先君文侯说：‘与郑国共同辅佐周室，不要废弃了王命。’现在郑国不遵循王命，寡君因此特派臣下们前来质问郑国，怎么敢辱劳候人前来迎送呢？谨在此大胆拜谢贵君的命令！”先縠认为士会是在奉承楚人，于是派赵括追上使者，语气强硬地更正道：“行人（接待宾客之人，指士会）刚才说的话有误！寡君派遣臣下们前来，是为了将大国（楚国）的足迹迁出郑国，说道：‘不要逃避敌人！’臣下们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命令！”这样，晋军内部的不和就完全暴露在楚国使者面前了。
楚庄王又派使者去向晋人求和，晋人答应了，并且约好了盟誓的日期。这时候楚军中有三名勇士：许伯、乐伯、摄叔，乘着一辆战车去向晋军展示勇武（这种礼仪称为“致师”，即致其必战之志）；于是，原本看似缓和的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