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至1998年2月）
当省局工作组在农场二级干部会议上宣布我辞去场长职务的那一刻，我的十五年的国营企业“仕途”之路就此嘎然而止，随着职务角色的铅华尽去，压在心头的责任重担顷刻之间也跟着烟消云散了，此时才真切地感受到无官一身轻的自在之妙。先前是命运把出身卑微的我一步一步地推上了我少年时代视为高不可攀的万人农场场长的“高位”，现在又是命运让我选择了放弃他人一生汲汲追求而不得的“宝座”，重新做回了一介草民。
那是1997年12月，还差半年我就要满四十七岁了，这已逝去的四十七年，我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现世轮回”，在这个轮回中虽是充满艰辛，但相比那些比我有才能资历比我深，但始终未得志者，我算是幸运儿了，自然对前四十七年的轮回结果也无可抱怨了。
我从场长位子上下来后，因离退休年龄尚远，按组织上要求仍是要留在单位照常上班的，如是这样，我与接我位子的年轻场长和年轻书记的关系的处理方面就会陷入尴尬，由我领导他们突然反转成他们来领导我，处理工作上他们肯定不会自然，我这个退位场长待在新场长身边，对他们弄不好就成了“制肘”。怕是日久天长还要生出些许矛盾来，不但相互之间没有了原来的情分，搞不好反成了仇家（身边常有这样的教训）。于是我就向两个年轻领导说了我的想法，不打算待在单位，离开农场投靠妻子身边去。此时农场早已不能正常发工资了，和那些在上海的闹事的老知青一样，我自己这两年也累计欠发半年工资了。两年前我来接任时，离任的老领导把欠自己的工资结清了，我就不这样做了，与大伙一同欠着吧。今后，能有工资发更好，发不了也就认倒霉了（当时感到没有希望了），不去做反过头来给新上来的年轻领导找麻烦的事。我只求他们在上级追问我的去向时，给为我打个“马虎眼”。他们默许了我的请求。然后，我净身出户，离单位而去了。
我回到了妻子在省城郊区那家电炉厂安的家中，本想回家静心过一段时间，可是这儿不是能让我安静下来的地方。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栋三层砖混结构小楼一楼的一间（建筑面积全部是六十平方米）。这栋小楼只有一个单元共九套房，住的是电炉厂厂级干部和总工程师等人，房子是再普通不过的了（楼道墙壁上粉的石灰多处大块地脱落），但在当时电炉厂陷入经济困难，职工住房极度紧张的状况下，这栋小楼被职工视为厂干部搞特权（那时“腐败”一词还不常用）的焦点，一些从山里搬出来还没有住房的年轻职工轮番到小楼里领导家吵闹发泄不满，这儿住的几家厂干部的房门多是踢烂修，修了又被职工踢烂了。我家住的之套房子是在电炉厂厂级干部和总工程师安排后多出来的一间，是全电炉厂没分到住房的职工都红了眼在瞪着的（给任何一家都无法摆平），当我妻住进去后，电炉厂里立即炸开了锅，闹的矛头立即朝向我妻子来了。我妻子在厂里分工是管职工生活（包括住房）工作的，为我们住了这套房子，哪里还有她开口说话的份，那些没有房子住或是住的不满意的张口就骂她是利用职权住的房子，在那些职工眼里，她就像是刚从外地逃难来到这里，检了个天大的便宜似的，他们不会想到，如不是因工作调动，我们何需来与他们争房子呢。当然与没有房子住的职工去说这些，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妻子也只得忍气吞声，默默地承受这些压力。个别素质低下的年轻工人知道说我辞掉了场长职务，手上没有权了，就更肆无忌惮的找到我家来闹房子的事，有的还摆出地痞架式，挑衅地说要和我过过手（打架），让我不免虎落平原之感。不过，对无房住的工人我们也是不能去计较什么的，我根据了解到的电炉厂实际情况，给妻子出主意，让她向厂里建议把厂区里闲置的生产辅助用房与办公室进行简单的改造，以此来解决职工住房难处，后来证明这个权宜之计很有成效，为不少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工人对住房不满情绪得到缓和，一些敌视我们的工人在态度上也向友善转变，她的工作也开始得到职工的认可与支持。但我们毕竟在那工厂没有根基，与那厂的干部职工也难以产生深得感情，我和妻子都没有在那工厂长期生活下去的打算。当时我正处在辞去场长职务后心理适应阶段，也不愿与那厂的干部群众过多接触，以避免被问及为何辞职的反复解释，不使自己在不自觉中变成一个不停唠叨的怨妇。
从一九九五年起，我心里就已潜藏着一种信念和动力，要靠自己摆脱眼前的一切“纠缠”，远走高飞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因此，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出外打工学习必要的技能（电脑操作与英语）上。
1997年时，对于内地省份的人来说“打工”这个词还是个时髦的新概念，因为还没有形成像样的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这样的经济基础，还是国营企业为主流在那儿要死不断气的硬撑着，所以也就没有形成打工潮或是打工热，也没有对打工者统称“农民工”这一说法。但，当时国营企业下岗（减员），不再新增就业却是正在大张旗鼓的实施了，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和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接受单位的成了内地省份最早走上打工之路的主要人群。而对于我这样快五十岁年龄的人来说，要去打工的真是少之又少了。我的儿子和女儿就是1996年学校出来后靠自己在社会上四处找工了。儿女先后走上打工谋生之路的行动，其实也成了我决定辞职的动力。既然儿女们一开始走上社会就能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下来，有着三十年工作经历的他们的老子反倒活不下去不成。
我开始坐到了女儿练习打字的电脑前，双手在键盘上抚摸着，想到自己就要五十岁的人了，竟要学习这时髦的电脑操作技术，还要把它作为重新谋生的手段，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言表。要说做这一切也不全因生存压力，也是我希望活的更精彩的一种夙愿，我天赋中没有什么特别灵性之处，却总对某些技艺技能或知识有着美好的向往，特别羡慕别人字迹潇洒漂亮，可是我天生手笨，也想把字写好，可始终跳不出鸡爪扒的样子，知道自己不可能写出让人看得过去的字迹了，也就想通过打字这一手段来遮掩字写不好的难堪。因此早在1985年时，当看到工厂打字员能一边打着文件，一边与人聊天，我就羡慕的不得了，强烈地产生了学习打字的念头，并将厂里报废的铅字打字机借回家中练习，可是一个月下来却没有多大进步，又怕浪费厂里的蜡纸只得中途放弃，但想学打字的念头一直压在心底。
这时电脑已经面市，我不必再学习落后的铅字打字了，可直接跟着学习电脑打字了。那时电脑昂贵价格让人瞪目结舌，最便宜的也要二万多元一台，不要说家庭买不起，陷于困境的大多数国营企业也用不起电脑（我辞职时，单位财务部门才刚从上级那里分配了一台三八六电脑）。幸运的是我有个表兄弟在青岛，他大学毕业后与朋友合开了一家电脑硬件销售部，他从回收的报废电脑上拆下有用的部件，为我们斗了一台电脑寄来，我兄弟带信来说，这台斗的电脑功能只能算一八六级别了，但练习五笔打字的作用是足够了的，就是这台功能残缺不全的电脑在我眼里也是要视作珍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