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人走在雪路上，雪还在零星地飘着，但零星得已使你感觉不到还在下雪。鲁小凤一直很少说话，显得很腼腆。但我能感觉到是由于陌生而导致的那种腼腆，所以对于他母亲所说的远房亲戚关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陈耀为人向来很温和，他不愿意任何人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受到无辜的伤害。至少在具体的表面场合他会做到这一点的。当我和他由于步子大而使鲁小凤落在后面时，他会慢下步子甚至是停下来等她跟上。陈耀突然自语道：“这雪就仿佛是宇宙孤独的孩子，在这树叶落尽繁华尽失的时刻，在这飞鸟南逃空静寂寥的天地间独自飘零。可它的心并不弱小，它要覆盖那巍峨的大山，它要撒满那茫茫草原。”我笑着说：“这孤独的孩子也太没完没了了，这么多天了也给人家太阳一个露脸的机会呀。”鲁小凤说：“冬天雪多是好事呀，我家的小麦今年可有福了。”
我能猜想到陈耀的心里对鲁小凤这句话是如何评价的：这姑娘显得很单纯，也有几份可爱，因为她能想到植物，并用人性独有的体验特征去关注它。可她偏偏却说是“我家的小麦”，而不是“今年的小麦”或者“我们的小麦”，这使得本有的那份情趣有点走样，被一种无形的自私小心理所破坏。然而，这又是多么真实诚恳的一种情趣啊！他相信自私是人性中与生具来的坚定份子，任何人都休想用谎言轻易地遮掩，可人们在与人共语时往往都要做些徒劳的伪装。因此，他对这姑娘真实且情趣的品性应该是欣赏的。
后来陈耀告诉我，那姑娘的确不是他家什么远房亲戚，而是他父母给他介绍的对象。他对她品性的欣赏是一种什么概念？就是对于一个现在想结婚的人来说，她是一个好姑娘。可这与他自己的婚姻观念却相去甚远，他对父母说目前他还不想考虑这事，所以就有了那次炕头上他父母的谈话。
孩子在父母的眼里，不管年龄有多大，不论羽翼有多丰满，他永远只是父母的孩子。父母也永远不会停止对孩子的牵挂和操心，哪怕有时甚至是多余的。
陈耀的工作虽然说不上有多风光，但也算是一个稳定的职业。起码可以脱离我们那个小山村在这个城市里经营生存。他说努力几年要能买套房，到时也让父母搬到城里来住。他们大半辈子生活的天地实在是太小了。努力？我知道这努力不是指在他目前的事业上踏实勤恳地工作，而他也不一定就要在这一个地方。那样他的生活空间也就大不到哪去。
他父母对他目前的工作虽然很满意，再也不用像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可他们总想为孩子把一切都安排周到，尽量不让孩子这一生中有什么不测。在他们的农民思想意识里，土地永远是最可靠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土地，那就不会挨饿，不会受到生存的危机。其实，土地也就是农民这个概念的根本所在。他们怕陈耀在城里的工作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回到家，回到这个小山村，总还是有生存的退路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变化莫测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像是一个个寄宿者。
虽然现在家里的农具很够用了，可他们担心有一天陈耀回来，回到这土地上来，所以他父亲想要再储备一些。父母总少不了为自己的孩子储备一些东西，就像现在的刚结婚的小两口就已开始为将来孩子的上学而存款了，所谓教育储蓄吧。面对土地，在这个离机械化还很遥远的小山村，最常用的就是撅（？）头、铁锨和锄头了。这些农具的木把基本都是农民自己到村里那条山沟里砍伐来的，他父亲为了给他储备一些木把，又到那条山沟里去了。
可用来做木把的树木多半生长在沟坡上，人容易到达的地方几乎树木都被砍光了，剩下的只有那些比较险要的地方了。他父亲这一去没能再回来！
什么？是的！没能再回来！坠沟身亡了！
不测！不测就是这么轻易地到来，降临得悄无声息。他们担心孩子有什么不测，结果自己的不测却成了孩子最大的不测。
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陈耀那原本脆弱敏感的内心这回定被撕扯得千疮百孔。在父亲的葬礼上他一直握着母亲的手，这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他好象害怕失去什么似的牢牢地抓着母亲的手，原本那种对未来的热烈追索，对世界的激昂的自我认知，同现在的抓着母亲的手比起来都已不再重要了。
陈耀父亲的葬礼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真正意思上的悲伤的事，至今深埋脑海的是那首乐曲——在棺材从家里运往坟墓的路上，唢呐奏响的那首乐曲。小时候村里有老人去世时，奏的也是这首乐曲，只是那时没有太在意，直到陈耀父亲的葬礼上，我才被这死亡的音乐揪得心烧。我一直不知道这首乐曲的名字，后来在听何勇的《幽灵》时，当前奏刚响起，我那心烧的感觉便马上浮现出来，我认定这就是那首死亡的乐曲，果然在紧接着的何勇的口白里介绍到，这是他改编的一首民间乐曲。以后每次听这首《幽灵》时，我都仿佛亲临了一回死亡。一是因为我是在葬礼上听到的它，所以每次都可把我拉回那具体的场景；二是因为它本就是写给亡灵的音符，这从何勇给它的取名可以看出。
父亲的丧事过后，陈耀将如何面对母亲的孤单呢？
事后不久，母亲向他提起了鲁小凤，提起了婚事，他全部答应了母亲。在经过了那一次心灵的震撼之后，他无法再对母亲拒绝什么了。此刻母亲已胜过他原本所有的想法。
和鲁小凤结婚后，陈耀继续住在和李林合租的那间民房里，而鲁小凤则和母亲相伴生活在我们那个小山村。我知道从陈耀的角度讲，他完全是出于对母亲的考虑，因为这婚本就是因为母亲才结的。
从此，他的所有想法好象都被套上了一个环，他思想驰骋的疆域不得不限于这个环内。
我的吉他水平渐长，不像刚买的时候只能在琴弦上找出那七个音符，现在已掌握了一些基本和弦和节奏型，在弹奏时也小有感觉，所以每当有空闲时总想抱着它。就像一个烟瘾很大的人在闲下来时总想去抽根烟。
有一次回家，我忍不住把吉他也带上了，且已经为父母想好了借口，就说是借同学的。本想在他们面前表演一番，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儿子不光能念书而且还有这份能耐，以为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没想到，结果事与愿违。
我嫂子绝对是个典型的自私势利的农村婆娘。在她还没有过门的时候，每次到我家对我都可好了，因为这桩婚事是她家人和她首先看上我哥的。结婚之后，她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得到了什么安全保障似的，开始肆无忌惮地暴露本性。
伪装总是暂时的，本性总是最终的。
随着我在高中、大学花费的不断增大，她的态度也跟着在作函数变化。在她眼里，我就像是一个遗产竞争对手。
我哥答应我买吉他的事不告诉别人，可对于自己枕边的媳妇，或许是那次不小心说露了嘴，结果我嫂子知道了这件事。她向我父亲告了状，并且肯定少不了添油加醋。
第一天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我就照原来想好的借口向父母说了关于我背的吉他的由来，然后随手就放在了墙角，当晚谁也没有再谈及关于吉他的话题。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晚，直到母亲做好了早饭（我们这儿是九点多吃早饭）。我一起来就发现吉他不见了，我去问母亲，她用一种担心什么事将要发生的表情向我指了指放柴草的地方。我一看，惊呆了，我的吉他成了一堆破木头，破木头当然应该和柴草为伍了。
我正想问是谁干的，这时父亲从田里回来，进门一看见我就冲我气愤地嚷嚷：“你现在真是能耐了呀！我们供你上学容易吗？你现在有本事了？不好好弄你的学业，竟然弹起了这玩意儿。你知道人们常说玩物丧志吗？你哥还说你学业重，学习也很辛苦，你就是用这玩意儿用功的吗？”面对父亲的一顿训斥，我一时无言以对，我知道他们的心情，我也早已对此抱有几分愧疚，可在这些和我对人生新的理解之间的纠葛上，我已挣扎了很多回，最终才坚定了我的想法——循规蹈矩真是对人生的一种糟蹋。可我最真实的想法他们肯定不能理解，我也无法对他们言说。
这时我本不该再向父亲说什么，可那不安的因子却在顽固地蛊惑着我。我说：“是我不对，可你再怎么着也不该砸碎那吉他呀，那可是花了两百块钱买的呀，你砸了它就等于你亲手撕了两百块钱。”“你还跟我叮上了？就算我撕了两百块又怎么样？我是你爹，我就没有撕两百块钱的权力吗？这两百块钱变作吉他，它的价值就早已失去了，它会把你引入歧途，它早已不值两百了，而且还是负价值。若毁了它能把你引回学习的正道上来，我看就是撕了两百块也值。”“那你要砸它也得事先告诉我啊，你凭什么不肯一声说砸就砸呀？”“你还反了你？我凭什么？我就凭我是你爹！你还倒好意思理直气壮地来问我？是呀，我本来就想叫醒你，当着你的面把它砸了，让你彻底清醒清醒，让你记住你到西安是去干什么去的。你哥看我在火头上，硬是把我拉到田里去，说早饭回来再说吧。你早上倒睡得舒坦呀，你不但不认错，看来砸了吉他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我没再说话，可我是不服气。我也忘了那天早上的饭是怎么吃的。
回到学校后，我这时才体会到什么叫心乱如麻。对于音乐，我不会改变。就像是着了魔，我也不管它到底是歧途还是大道。我到底是受了谁的毒害？Beyong？崔健？唐朝？汪峰？许巍？还是那些大谈人生哲理和摇滚精神的邪门杂志？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已深深地爱上了这些事物。为了摇滚我可以不顾一切！
吉他是必备的武器。原来的那把已被父亲砸了，我必须再买一把新的，而这次绝对不能让家人知道，包括我哥。于是钱的问题只能靠我自己。
打工，对，打工！利用课余周末的空闲时间打工对于大学生来说不是很平常的事吗？我开始为了买吉他而忙碌起来。
校园里勤工助学的广告贴得到处都是，大多都是中介服务公司。我记了一家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先打电话询问，人家一听是大学生，说最近家教正缺人，大学生最好安排了，叫我如果愿意的话亲自到他们公司去一趟。我一听很高兴，就照着所记的地址找去了。一开始让我填了一张表格，其中涉及学校、专业、姓名、特长等内容，我感觉还瞒正规的。随后他们说保证能在三到五天内给我找到工作，让我先交三十元的中介费。我一想什么事都得先投资吗，就交了三十元。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急切地打电话去询问，他们说刚好有一个，可人家要求的是女生，让我再等一等。隔了一天我又打电话去问，他们说有是有，可人家要求最好是师范类大学的学生，叫我再等几天。等我再一次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说在他们那儿而像我一样登记的学生很多，还有很多比我登记得早的，他们总得按个先来后到吧，叫我不要急，再慢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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